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瘟疫，人世间的一切重大灾难都像一面镜子，人性的善良和软弱都会自然反映出来。
灾难也是一面“照妖镜”，人性贪婪、自私、狭隘等丑陋的本性也会在“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暴露无遗。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就发生过一桩让爱国侨领陈嘉庚寒心的丑事。因为这件事，陈嘉庚看透了国民党腐败的本性，继而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电视剧截图
故事发生在“陪都”重庆，那个时候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心。
为了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陈嘉庚先生不止一次组织华侨群体捐款捐物，当时由“国民政府”负责接收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
因为战乱，也因为重庆是“陪都”，重庆聚集了一批接一批从沦陷区来此的政府人员、军人和难民，重庆的物资供应非常紧张。
与此同时，经济上的停滞和国民政府滥发货币使得重庆的物价一日三涨，就连闻一多先生这样的大学教授都吃不饱肚子。
因为物价飞涨，闻一多先生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十斤米，因为粮店每天发售的大米数量有限，闻一多先生经常会为买不到大米而犯愁。
有一天，闻一多先生拿着刚刚到手的工资赶去粮店排队买米，轮到他的时候，店员却告诉他：“你这点钱买不了十斤米。”
闻一多问：“怎么又涨价了？”
店员说：“进货价涨了，我们当然也得跟着涨了。”
闻一多一肚子不快，买还是不买？闻一多在两可之间犹豫不决。
就在这个时候，闻一多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字”：“友三，你这个大教授怎么会自己跑来买米？”
闻一多回头一看，原来是他的老朋友、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
“原来是科次兄”，闻一多说：“民以食为天，可是，这米价是一日三涨，你看，我一个月的薪水都买不到十斤米了。”
陈嘉庚说：“你跟我走，我带你换一个地方去买米。”
两个人一起来到一家商号门前，可是，一看到这家店的招牌，闻一多就打起了“退堂鼓”：“这个地方只收美元，我还是不进去了。”
陈嘉庚说：“美元我有，你听我的，进去看看再说。”
在老朋友面前，闻一多也没有太多的客套，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了这家只收美元的商号。
这家店的货架上摆放的大都是“洋货”，且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在这里，陈嘉庚要了两袋大米，还要了牛肉罐头等居家生活必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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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结账的时候，店员报出的钱数让陈嘉庚吓了一跳。按照香港的物价，购买这些东西至多只需要八、九十美元，而这家店却要价两百美元。
陈嘉庚说：“你们这里的价格怎么这么高？太离谱了吧。”
店员解释道：“我们的货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本身就比国内高，再加上关税，价格还能低得了吗？”
这个时候，闻一多突然指着米袋对陈嘉庚说：“科次兄，你先等一等，这些东西的来路有问题。”
陈嘉庚低头一看，只见大米口袋上赫然印着“新加坡华侨捐赠”等字样。再看看那些牛肉罐头，陈嘉庚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他清晰地记得，最近一批由新加坡华侨捐赠给“国民政府”的物资里就有大米、牛肉罐头等东西。
陈嘉庚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动员华侨捐赠的物资居然这么快就运到了重庆，而且出现在它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
陈嘉庚理所当然地认为，华侨出资捐赠的抗战物资理应运往前线，或者出现在接济老百姓的机构，而不应该以高昂的价格出现在这种营业性牟利场所。
气恼之下，闻一多先生掉头就走，陈嘉庚一把拉住他说：“这些东西我必须要买下来，大米给你留下，米袋子我要拿走。”
“我要拿着米袋子去见蒋介石，看他怎么跟我解释！”说完这句话，陈嘉庚掏出两百美元递给店员，扛起米袋子就走。
闻一多也拿起牛肉罐头等东西，两个人急急匆匆赶回了闻一多的住处。
第二天，陈嘉庚拿着米袋子就去了蒋介石的官邸，并见到了蒋介石本人。面对陈嘉庚的责问，蒋介石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场面非常尴尬。
无需多想，蒋介石自然清楚这件事情背后的“猫腻”，蒋介石并非第一次听说过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情。
不过，这次责问蒋介石的是给他带来钱、粮的“财神爷”，蒋介石自然不得怠慢。蒋介石向陈嘉庚承诺，一定彻查此事，严惩有关人员。
几天以后，蒋介石枪毙了几个分发援华物资的军官，就算是给了陈嘉庚一个交代。
电视剧剧照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陈嘉庚先生哭笑不得。要知道，从接收物资到摆上货架，其间要经过无数道关口，如果没有掌握实权的官员网开一面，那几个被枪毙的低级别军官是不可能得逞的。
而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陈嘉庚又听到不少类似的事件，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倒卖援助物资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
民族灾难之际，“国民政府”有些人居然大发国难财，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件事情重重地打击了爱国华侨的一腔热情，国民党从上到下的腐败更让陈嘉庚先生感到失望。
当陈嘉庚访问延安，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清贫和清廉之后，陈嘉庚先生强烈地预感到，中国的未来必定不属于国民党，共产党必将成为中国未来的主宰者。
无独有偶，在抗战时期，依附于蒋介石的“皇亲国戚”们侵吞、倒卖援华物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数额更大，手段更卑鄙。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美国政府宣布向“国民政府”提供五亿美元借款。蒋介石的小舅子、“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亲自负责这笔钱的管理和使用。
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他用这笔钱购买了60辆美制坦克等一大批军用物资。
然而，没过多久，宋子文给蒋介石报来“噩耗”：装载军火的货轮半途遭到日本海军袭击，那批军火或沉入海底，或被日军劫去。
总而言之，钱花出去了，船沉了，人死了，货没了，信不信由你。
国民党内有人对此事提出疑问，要求查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下一个“准”字，随后指定由宋子文负责“彻查此事，务必给友邦和国民一个交代”。
如此“彻查”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一通“认认真真彻查”之后，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据“军统三剑客”之一沈醉说，抗战时期，重庆的“黑市”交易规模惊人，交易的物资琳琅满目，在那里，一些市场紧缺的战略物资应有尽有。
比如，交易者可以在“黑市”买到美国红十字会捐献给中国的血浆，明码标价25美元一“品脱”，要多少有多少；
交易者还能在“黑市”买到美国面粉、美国大米、美国罐头，甚至还能买到美国进口的枪械、英国进口的盘尼西林。
至于这些物资从何而来，沈醉说：“这是公开的秘密，你不问，我不说，只有天知道……”
宋子文宋美龄
解放战争时期，这种见不得光的事情更加触目惊心，其中影响最大、情节最恶劣的一桩丑事发生在上海。
无意中揭露那一桩丑事的正是当时在上海打“老虎”的“太子”蒋经国。上海滩“打老虎”是蒋经国的“政绩”，也是他的“滑铁卢”。
年8月，国民党在与解放军的对决中接连败北，经济形势也一落千丈。为了苟延残喘，蒋介石决定从当时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着手打击腐败，平抑物价。
8月20日，由蒋经国领衔，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协同，在上海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经济风暴。
初到上海，蒋经国多措并举，可谓雷厉风行。他在演讲时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爆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做官的如果与商人勾结，政府要加倍地惩办！”
蒋经国当时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
显而易见，蒋经国此番来上海不只是做做样子、糊弄国人，确实有整治贪官、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架势。
为实现预期目标，在蒋经国指挥下，上海金管局和军、警一齐出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规模搜查，审查账目，查封仓库。
在这样强硬的举措之下，上海的物价开始回落，一些顶风作案的投机商和贪官也被抓捕归案。
这样立竿见影的成效立马轰动了上海滩，对于历来“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上海来说，无疑是创造了空前的奇迹。
上海市民由此对蒋经国刮目相看，一些上海文人称他为“雍正皇帝”，外国记者更是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太子”决战上海滩，并很快取得如此惊人的业绩，最开心的莫过于蒋介石了。可是，蒋介石很快就开心不起来了。
当时有六十四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上海巨贾被捕入狱，中汇银行总经理杜维屏也是其中之一。
朋友们也许不知道杜维屏是谁，却不会没有听说过他父亲的名字-“上海三大亨”之一杜月笙。
杜维屏被抓之后，不少人猜想，杜月笙绝对不会置之不理、袖手旁观。
没想到，杜月笙却公开对人说：“富贵在天，生死有命，随他去吧，死了杜维屏，我还有七个儿子呢”。
杜月笙真有那么“大公无私”吗？他果真会屈服于蒋经国而选择“大义灭亲”吗？
熟悉蒋介石历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年轻的时候曾经混迹上海滩。在上海的时候，蒋介石曾经给“上海三大亨”之首黄金荣递过“门生帖子”，从辈分上说，杜月笙应该算是蒋介石“师傅辈”的大佬。
杜月笙之所以能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除了具有一般帮会大佬皆有的本事之外，杜月笙还是一个特别“拎得清”的人。
在上海方言里，“拎得清”指的是“看得懂时势，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时候不该做，清楚该在什么时候做、不该在什么时候做”的人。
蒋经国“打老虎”打到自己头上了，杜月笙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任由宰割。他在《上海商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声称“拥护领袖，服从政府”，并表示“币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但是，杜月笙同时又让他的门徒到处传播“扬子公司”囤积居奇等丑闻，闹得扬子公司的丑闻在上海滩人尽皆知。
声明发表后不久，杜月笙便亲自来见蒋经国，他非常“诚恳”地对蒋经国说：“杜维屏是我的儿子，是我管教不严，时至今日，我只有自己认栽”。
接下来，杜月笙话锋一转：“不过，‘一碗水端平’才能服众，你说是不是？”
杜月笙话里有话，他虽然没有把话说透、讲明，给蒋经国留足了面子，却狠狠地“将”了蒋经国一军。
蒋经国此时已经听说了扬子公司的传闻，自然也听懂了杜月笙的“画外音”。蒋经国知道，扬子公司是孔令侃名下的公司，孔令侃是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儿子，而宋霭龄是宋美龄的亲姐姐。
显然，老谋深算的杜月笙这是要让蒋经国“投鼠忌器”、无从下手，最后知难而退。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
但是，杜月笙低估了蒋经国的决心，没过几天，蒋经国就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在上海的几个仓库。
当稽查人员打开扬子公司仓库，看到仓库里堆积如山的货物和货物清单的时候，稽查人员大吃一惊，瞠目结舌。
这里囤积了大量市面紧缺的物资，其中包括两百余箱西药，五百余箱英美呢绒，更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来中国的大宗货物，甚至还有来自美国的军需品……
毫无疑问，扬子公司（孔令侃）才是上海滩最大的“老虎”，整个上海滩无人能出其右。
听到稽查人员报告的情况，蒋经国的脑袋都大了，直到此时，蒋经国才算真正领教到了杜月笙的“老辣”。
杜月笙的本意是想让蒋经国“骑虎难下”，而后“知难而退”，在杜月笙看来，蒋经国只有这样做，才算是“识相”、“拎得清”。
但是，蒋经国却没有就此作罢，事已至此，蒋经国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继续清查扬子公司的业务和账目。接下来，稽查人员查出了扬子公司更多的问题，比如：
扬子公司的主要业务是进出口贸易，公司只做现货交易，除了黄金、美元，扬子公司从来不收法币；
扬子公司套用国家外汇指标，从美国进口了大量“雪佛兰”、“奥斯汀”等品牌汽车，购入价为一千五百美元，国内售出价却高达五千美元。
稽查人员顺藤摸瓜发现，“国民政府”各级机构是“雪佛莱”、“奥斯汀”汽车的主要客户，军队系统次之，上海滩富豪再次之。
再比如，扬子公司年从美国购得一批“马口铁”，这批货物运抵中国时被海关查扣。当时，孔令侃调动了大批“皇亲国戚”四处“活动”，最终迫使海关“开闸放行”。
然后，扬子公司把这批“马口铁”转手卖给了“国民政府”所属的兵工厂，价格高得惊人……
这就是轰动上海滩的“扬子公司囤积案”。
国民党军警查封扬子公司仓库
蒋经国这个时候非常清楚，如果处罚杜维屏就必须首先处罚孔令侃，否则，杜月笙绝不会就此打住。
如果对孔令侃网开一面，那就意味着自己好不容易发起的“打虎”行动必将前功尽弃，自己将在上海市民乃至全国民众面前颜面尽失。
这个时候，正在北平遥控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发来急电：“且慢行事。”
蒋经国马上给父亲发去回电：“沪上如今怨声载道，五百万人抢购物资势如狂潮，金元券岌岌可危，假若草草收场，经管改革必然毁在旦夕，沪上百姓必然遭殃”。蒋经国特别在电文最后加上了八个字：“迟则生变，慢则倒台”。
接到回电，蒋介石没有再给蒋经国发电报，而是不惜“贻误军机”、抛开一众官员飞往上海救“火”来了。
飞机降落在上海市郊的华龙机场后，没等蒋介石走下飞机，宋美龄和孔令侃便急匆匆地登上了飞机。
半个小时之后，宋美龄和孔令侃陪着蒋介石下了飞机，有人看到，此时的孔令侃一身轻松，神情怡然。
在位于上海东平路九号的“爱庐”，蒋氏父子闭门交谈了不到半个小时。蒋氏父子交谈的详细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蒋经国离开“爱庐”时的面部表情可以猜测到：此番谈话的结果不是蒋经国所期望的。
一天以后，“国民政府”对外宣布“上海结束经济管制、停止收兑金元券”。
随后，在扬子公司仓库周围守卫、警戒的军警全部撤离，杜维屏等六十四人悉数出狱、恢复自由。年11月6日，蒋经国黯然离沪。
事实上，真正伤感和凄惨的应该是上海市民，蒋经国“打虎”行动无疾而终，上海刚刚有所回落的物价迅速报复性反弹。
就在蒋经国离开上海这一天，上海的物价就狂涨了四倍之多。当时有一首民谣曾经风靡上海滩，这首民谣这样唱道：
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
工资系团雪，攥会儿就化掉。
随后，孔令侃“安然无恙、平安落地”，扬子公司照样“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上海滩那些官僚买办和投机分子又开始了他们最后的狂欢。
与“最后的狂欢”相对的则是上海市民苦不堪言的灾难。
九个月过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带领下，人民政府顺利接管上海，并接连打赢了“人民币保卫战”、取得“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破坏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的胜利。上海市民终于迎来了风和日丽、万物复苏的春天。
陈毅市长
那些在灾难之际大发国难财的人最终得不到“善终”，蒋氏父子丢掉“江山”逃去了台湾岛，昔日横行上海滩的洋买办、官买办失去了市场。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严厉打击下，上海滩大部分投机商人的不义之财被“瞬间清零”，甚至变为负数，或者倾家荡产。
这就应征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陈毅说过的那一句话：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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