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烟台日报
□潘云强
忘不了那年春节演吕剧。
年，我在村完小读书。这年秋天，忙过三秋，村党支部书记罗荣叔开始张罗村子演吕剧的事情。罗荣叔40来岁，个子矮小，脸颊瘦得一面凹下去一个窟窿，恁的像个老猴子精。走路还有点连连肩，都说他是叫心眼坠的。你可别看罗荣叔那副尊容，人不可貌相，他在村里可有很高的威望。
剧目是乡里定的：《小姑贤》。第二步是选演员，按理说，胶东一带农村演吕剧，演员好找。我是听着吕剧、看着吕剧长大的，每当年节或庙会，邻村和一些草台戏班子，常到俺村及附近村子演出，每次演出，人们都呼儿带女，拖家带口地去看，经常出现千人空村的盛况。日久天长，大家熟谙了吕剧那比较固定的曲调，人人都会唱两句。女人们爱把“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对孤灯想往事暗暗伤心”的唱词挂在嘴边，温婉缠绵的下行唱腔，会把做针线活儿的大姑娘、小媳妇撩得心猿意马，禁不住百般心思涌上心头。而穿着破棉袄的男人们冬天在街上冻得腮帮子哆嗦还不忘借年的王汉喜“大雪飘飘年除夕，奉母命到俺岳父家里借年去”那一段，唱词把一个悲怆落魄的大男人，没有尊严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逼真而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像我一般大的孩子，张口就能喊出喝面叶里“五月忙，五月忙，大麦小麦齐上场”的台词。吕剧可以说深深植入胶东这片苍天厚土之中，也融进了胶东农民的血液里。
还有一个优势，乐队也是现成的。在胶东农村，会吹拉敲弹的人不少。有不少人在劳动之余，还从事红白喜事的营生，胡琴、唢呐、笙和锣鼓，十八般乐器无所不会。其实在农村婚丧嫁娶是大事，就拿出殡来说，虽是白事，那阵仗也十分了得。农村没有热闹可寻，因此人们排着队，打着幡，吹吹打打地满山走，会不自觉吸引村里人的目光。而我们这些皮孩子会跟着队伍看热闹，而且会跟很长时间。那些无师自通的音乐人虽然不懂韵律，不识乐谱，但能对上那固定的音乐节拍，吹得那叫一个顺溜，那叫一个悠然自得、自得其乐，因此乐队也可以说是现成的。
有了这两样，似乎演起来并没有难处。但在当时农村的现实条件下，难处还真不少。首先演员没经过训练，唱功不行，平时会哼哼两句，但也就是那两句，真正在台上能正儿八经地演唱起来则是另一码事。二是当时的农民多是文盲，不识字，而要背记对白和唱词，白丁是不行的。再是庄户人整天跟土地疙垃打交道，没见过世面，要登台演戏，有没胆量也是一个大问题。
罗荣叔不亏是群众形容的孙悟空他妈——一肚子猴。他当支书多年，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他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他不是那种在工作中自己给自己下拌子的憨子。他首先找演员，有村完小的教师、大队妇女主任、生产队的会计，其中一个是我大姐。大姐那年19岁，她刚满18岁便入了党，并担任俺村团支部书记。罗荣叔找的这些人，都是些积极要求上进的年轻人，他开宗明义，把演戏一下子拔到政治高度上，这么一说，那些被选中的演员，即使有顾虑，即使没胆量，也不好拒绝了。因为大家都想进步，都在积极向组织靠拢，现在也是组织考验自己的时候，谁好意思向组织讲条件、打退堂鼓呢？至于乐队，罗荣叔也有办法，由于这些人大部分是从事红白喜事的中老年人为主的村民，罗荣叔答应适当补助他们一些工分，这些人面皮本来就粗厚些，加之又有好事，自然合意。
《小姑贤》的剧情是这样的：说的是一个妇女，抚养有一儿一女，儿子孝顺，女儿懂事。但就是对儿媳不好，不管儿媳如何孝敬，就是看不上她。不是嫌媳妇做饭不好吃，就是嫌院子打扫得不干净，媳妇好心好意纳的鞋底，她却凭空找事，说媳妇针线活手艺差，还经常拿鞭子抽打媳妇。在贤惠的小姑子帮助下，与哥嫂三人合演了一场苦肉计，从此婆婆改变了态度，一家人过上了幸福和睦的生活。我大姐被安排扮演儿媳一角。大姐虽名义上是小学毕业，但由于家里穷，她又是女孩子，十三四岁才上的学，而且是蹦着级上的，实际她才读过三年书，有很多字不认识。幸亏村里请来一个教他们唱腔的人，此人是个初中毕业生，我现在还记得他大高个，瘦瘦的，眉清目秀，大概小时候睡觉总是仰歪着，后脑勺很光滑，呈扁平状，长成一个我们通常称为扁瓜头的型状。他不但教会了大姐他们如何说对白和唱腔，还教会大姐认识了很多字。
他们排练的地方，是大队部，也有人叫青年俱乐部，是一个三间的大通屋，屋面的地是泥的，走的人多了久了，地面变得很硬，上面有许多凹凸不平的黑色小疙瘩，很硌脚。大冬天的，窗户又不严实，又没有炉子，屋子十分寒冷。每次排练回来，冻得大姐手脚冰凉，直打颤颤，说话都不利索，要赶紧到炕上最靠近灶道口的地方坐上，我不敢上那个地方坐，因为很烫。但大姐不怕，她包着被在那儿暖和很长一段时间。在排练的那些日子，我半夜醒来，还可以看见大姐手里拿着记着台词的那张纸片，和衣在煤油灯下小声背诵着。
村子中间原来有一个戏台，不演戏时，只是一个四方的土台子，什么也没有。平常日子社员们在上面晾晒粮食，孩子们也常在此玩耍。演戏时，就要把戏台扎起来。这边他们在排练，那边罗荣叔已经带领社员干起来了。其实扎戏台不用动员，全村劳力几乎都来了，大家热情高涨，没人吩咐，都知道干什么。众人先协力把戏台用木头扎起来，再拿来一些用高梁秸编的席子把前后台区隔开来，这是些用来围粮囤的席子，从大队仓库拿的。后来席子不够了，一些社员干脆把自家的炕席贡献出来。席子漏风又光秃秃的不好看，外面还得用大红布把席子包起来。各种彩带幕布安排妥当，瞎黑一看，还真像模像样。演出前，学校还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的学生来打扫卫生。
记得吕剧是从年初二开始演出的。那天很清冷，俺村三百多户、一千多人，妇孺老幼，能来的都来了，戏场上人声鼎沸。邻村来的人也不少，不大的场地里，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是人。当扬琴响起，幕布拉开，一时间，人们欣喜得又鼓掌又欢呼，所有人目光齐刷刷集中在台上。起先演员多少有点紧张，演婆婆的那个演员和我大姐尤其明显，一紧张就忘词，好在幕布后边藏着个拿着纸片提词的，音乐声很大很嘈杂，提词的不得不放开嗓音，有时提词的比那个演员的声音都大，传到观众耳朵，引起大家一阵善意的笑声。随着剧情发展，那些熟悉的人物，那亲切的方言俚语，那如泣如诉的唱腔，也把观众情绪带动起来，大家时而为剧中人物命运轻声叹息，时而鼓掌欢呼，整个现场叫好声不断，而随着演出结束，掌声更是经久不息，演员们谢了好几次幕。夜已经很深了，但剧场仍有不少人在兴奋地议论着，直到冻得抗不住劲儿，才意犹未尽各自回家去了。
初三是到各村轮流演，别的村也到俺村来演，那个春节，是最热闹的一个春节。妈妈原来是个光顾着干活、带孩子的人，通过那个春节，通过女儿演戏，母亲也变了，变得爱听吕剧，在做家务时，偶尔也能从妈妈嘴里听到吕剧调调。大姐也收获满满，一正月到别村演出，回来没有空手的时候，什么花生、大枣、柿子饼都是演出村子不过意送给演员的。更重要的这次演戏对大姐是个锻炼，她的胆量及语言表达能力都得到很大提高。后来大姐到烟台参加工作，在党的基层群众工作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做出一些成绩，不能不说与那时的锻炼有很大关系。后来，春节演吕剧成了我们村的规矩，村里又陆续演了《王定保借当》《李二嫂改嫁》《刘海砍樵》《拾玉镯》《借年》等剧目。
我对剧曲没有研究，不清楚吕剧的前世今生。但我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胶东农村只存在吕剧一种文艺形式。而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环境与土壤，又造成了那个年代吕剧在胶东一剧独大的独特文化现象。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没有比听到要演一场吕剧更令人快乐的事情了。那是一种令人激动不已的快乐，真正的不掺假的快乐，犹如一个在沙漠中干渴前行的人突遇清泉甘霖，是直抵人五脏六腑的快乐。吕剧成了那个年代胶东文化的一个图腾，也是那个文化极度贫瘠的时代，盛开在人们心底的一朵奇葩，供人们精神与感官享受的双重盛宴。
虽然时光匆匆，但当年春节演吕剧那一幕，恍若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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