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14日3时28分，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作家，曾获上海第七届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黄宗英在沪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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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年，东方网曾授权发布“口述上海”系列丛书中的精彩稿件，该丛书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纂，其中有一篇黄宗英口述文章——《黄宗英：“角色的种子”》。今天，小红再次分享这篇文章，以此缅怀黄宗英老师。
△黄宗英（右）在电影《家》中饰演梅表姐
原标题为：黄宗英：“角色的种子”
口述：黄宗英
采访：陆其国王岚
时间：年7月12日
地点：医院
黄宗英，生于年。原籍浙江，生于北京。
年起，先后在上海国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任演员，参加进步话剧演出并主演喜剧《甜姐儿》等。建国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拍摄《家》、《聂耳》、《为孩子们祝福》、《花轿泪》等影片，并创作电影剧本《平凡的事业》、《你追我赶》（与他人合坐）、《六十代第一春》等。凭在《乌鸦与麻雀》中饰演的余小瑛一角，在年文化部~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获个人一等奖。曾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影协理事、名誉理事、国际笔会会员、全国文联青年委员会委员。
宗英老师，医院来采访您，打扰您了。
我身体不太好，话说多了累，时间不长不要紧。
我们就少占您一些时间吧。您能对我们说一下对自己的定位吗？
“角色的种子”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定位，那就是普通。
年初春您曾写过：当人生中遇到悲苦、挫折、危难时，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喜悦、爱情、友谊、亲情是艺术的营养钵。这话是您对人生的清醒洞察，也是对您的从艺之路的深刻憬悟。
谢谢你们对我的理解。
您经历过那么多雨雪冰霜，风狂雷暴，我们很想听您讲讲您的人生经历。但您身体这样虚弱，我们又不忍心……
那我就简单的讲一讲吧。
我于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祖籍是浙江瑞安，年随父移家青岛，在那里读过小学。年，父亲去世后，便随母亲去天津投亲，上学，并就读南开中学。年初秋，接到我大哥黄宗江的来信后，我听从他的召唤来到上海。从此，先后在上海职业剧团、同华剧社、北平南北剧社担任演员，并因主演喜剧《甜姐儿》而开始知名。
您是哪一年开始成为电影演员的？
年。
您从影后，曾先后主演过《追》、《幸福狂想曲》、《丽人行》等影片，您参与拍摄的影片《乌鸦与麻雀》曾在年于文化部—年优秀影片评奖中荣获一等奖。
是的。建国以后，我就任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那是年5月，同中央电影领导部门派出的钟敬之等，会同夏衍、于伶随军进入上海，在上海军管会领导下，对留在上海的党员电影工作者徐韬等，接管了国民党在上海的中央电影企业公司总管理处及摄影场、中国电影制片厂、上海实验电影工场等机构。
接管任务完成以后呢？
之后由夏衍负责，立即着手进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工作。原在上海的进步电影工作者首先加入了工作。以后又配备了一些干部。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由于伶任厂长，钟敬之任副厂长，陈白尘任艺术委员会主任，我和阿丹也成为了上影厂演员。
进厂后又拍了哪些电影？
我在影片《为了孩子们祝福》、《家》等片中出演角色。
您在影片《家》中塑造的梅表姐这一形象太出色了，几乎成了银幕经典形象。
观众认可我演的角色，那是我最大的安慰。我在拍那部电影前，曾反复阅读原著，揣摩角色的心理。加之我对巴老笔下的梅表姐身处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这些都给我成功塑造梅表姐带来了很大帮助。
您在《家》中扮演的梅表姐让人难忘，这是否和您出身旧式大家庭有关？
不是绝对因素，但也不排斥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最实在的原因，是巴老小说中梅表姐写得好是最大原因。这给我的银幕塑造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黄宗英（右）与徐凤祥
进入年代，您开始把自己作为一颗“角色的种子”的重心，开始移向文学创作这块土地的吧？
差不多就是这时候我开始了文学创作。首先我深入农村生活，写报告文学。
解放后不久，您由演员变成了作家，是由于非常爱好写作，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不是想当作家而成为作家的。我只是有感而写。作家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活的激流中，经受着火与冰的淬炼。和人民一起，切身感受到社会的暖与冷、欢乐与痛苦、幸福与苦难、光明与黑暗、美与丑……，这样才可能换来色浓墨饱的一支笔。那些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能够打动读者，大都是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领域里，有了大量的切身的感觉材料，作用于他们的思维器官，驾驭着他们手中的笔，凭借一定的写作技巧，才写出作品来。年以后，我就是这样陆续写了《大雁情》、《橘》、《美丽的眼睛》、《小木屋》等作品。
这些作品都获得了国家级大奖。
这些作品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您还将报告文学《小木屋》改编，并作为主持人摄制成电视片。
是的。
您还出版了散文集《星》、《黄宗英报告文学选》等著作。
我只是个业余作家，写得不多。
能否由您口述，请人代笔?
我不会，也不习惯自己口述，请别人记。记录别人口述，那可是我的本职工作。
您今天虚弱的身体，是否和您以前多次上高原有关？
有关。
您曾三去西藏，最后一次去您已69岁了，为什么念念不忘高原？
那是年，为支持生态学家徐凤翔，使其不致因经费短缺而中断15年来对藏东南高原植被的考察，我再次进藏。作家好比一台电子计算机，能算出什么结果来，要看存进了怎样的信息。其敏锐度、其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不仅在于生活给他或她什么题材，更在于他或她长期储存了什么，想寻找什么。我的再次进藏，在我而言，就是我想寻找的内容。蘸着生命的水泉，我写作，水泉的源头在哪里，我说不准确。我只知道，哪里有水，哪里的人民才能活。当然，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流水唱歌。
在电视纪录片《森林女神》、《魂系高原》的拍摄中，您可以说把自己“豁”出去了！
说实话，对于高原反应后遗症，最初我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不过那次进藏之前，我是有预防的，我只是觉得我是因为年纪太大才得这个病，如果当时不坐飞机而改走川藏公路可能会好一些，因为那样会有一个渐渐适应的过程，不像坐飞机，从海拔多米的北京，一下子直接进入到了米的海拔，接着又进入多米以上的高海拔，落差太大了。开始鼻子流血，接着手上皮肤变了颜色,由蔚蓝而变成宝蓝、翠蓝，直到蓝得像深阴丹士林布，最后，我忽然感到眼睛以下的脸部没了知觉，好象昏过去了吧。等我醒来，我还奇怪，眼前的摄影师为什么哭？女记者为什么哭？后来我才终于知道，我居然昏迷了两天！但尽管这样，我也不会打退堂鼓。前后都有高峰，往前走也不过五千多，往后退也是五千多，当然要往前走。
可高原反应太可怕了。
高原反应并不可怕，一个人为做一件值得做的事去受苦找累，是特幸福的。
△年《幸福狂想曲》剧照
您身上的这种精神，使我们想到了曾经和您相濡以沫的爱人，我国杰出的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中国只有一个赵丹，我们想听您说说赵丹，没有谁能够比您更了解赵丹，更能将赵丹说到位的人了。赵丹这位在中国电影史上杰出的表演艺术家，走得实在太早了。
赵丹只活了65岁。
粉碎“四人帮”后，赵丹一部电影都没演，就离开了热爱他的观众，这实在太遗憾了。
赵丹很想演周总理，很想演鲁迅，形象都做好了，而且真的形神兼备。但是结果却没能如愿。年秋，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赵丹试演周恩来总理成功，却在某一深夜突然得到通知被撤换。我想，他体内的癌细胞就在彼时彼刻分裂的。他受到了太多的刺激和打击。
您曾经特地为赵丹写了电影剧本《闻一多》。
可是还是没能让赵丹演。《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还是不让他演。
我和阿丹一样，我们都珍惜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还有多少未圆的梦。我们都追求为而艺术献身，而不是为其他。当人生遇到悲苦、挫折、危难时，我思忖，直面人生的苦难是艺术家可遇而不可求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吃得饱饱的”可以强化认识社会的广度、深度和力度。而人生中喜悦、爱情、友谊、亲情是艺术的营养体。所幸这些阿丹都体验到了。
不过想演的角色没让演，赵丹肯定不好受。
我同样不好受。我曾提起过，年赵丹应邀为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讲课。他不可能讲也无法回答自己为什么不演戏了。他离世后，我出现在海内外记者面前，都无一例外要求我回答，“四人帮”粉碎后，赵丹为什么不演戏？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我只得说，遗憾，是艺术中最富于魅力的。赵丹竟然留下如此深沉的遗憾。
阿丹已经完全将自己融入了电影表演事业，不公平的人生，已经无端地剥夺了他宝贵的光阴。阿丹被“四人帮”在狱中关押了5年3个月，他坚持着活了下来，不就是等待着重上银幕这一天吗！
中国已经产生，并且还会产生十分出色的艺术家，举世无双的艺术家，远远超过赵丹的艺术家，但中国不可能再产生赵丹，赵丹只有一个！
“赵丹只有一个！”——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蕴藏着你们两位艺术家伉俪情深、心心相印，能请您简单讲讲和赵丹相识相知相爱的故事吗？
这都缘于我和他对艺术的颖悟和追求。他们相识于年，当时我才22岁，赵丹32岁。但他已经是电影明星了。他是和导演陈鲤庭在朋友写字桌玻璃板下看到一张我的照片，当时他们正为电影《幸福狂想曲》找演员，他们指着说，他们要找的就是我这双眼睛。
听说他们立刻就调来了您演的处女作电影《追》，看后便将您“追”到了上海。
是的。随后我便和阿丹在《幸福狂想曲》中饰演一对银幕情侣。影片停机进行扫尾工作，我们将分手时，阿丹突然孩子似地对我说，“我不能离开你。我们不可能分开了，你应该是我的妻子！”于是，《幸福狂想曲》变成了“幸福进行曲”，我变成了他的妻子。我既然钟情于他永远天真的正义感和勇气，也就无悔于跟着他大起大落、久经折腾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三十载身为赵丹妻，敲打得我也就不仅仅是陪斗的了……我与赵丹自年1月1日结合在一起，没刊登结婚启事，没办喜酒；年轻时连照张合影也嫌俗气。我们绝对不是模范夫妻，是接连不断的大苦大难把我们冶炼、淬铸成天地佳偶。
宗英老师，你觉得自己一生中最难演出的角色是哪个？
难为赵丹妻，一生一世撂不下挑子。
继《幸福狂想曲》以后，您还拍摄了哪些电影？
又拍摄了电影《鸡鸣早看天》、《街头巷尾》、《丽人行》。自从走近阿丹，舞台与摄影棚占去了我大部分时间，家里还有小孩要我照顾。
上海解放前夕，曾由赵丹、陈白尘等人集体讨论，陈白尘执笔创作了电影《乌鸦与麻雀》，以迎接上海解放。赵丹在该片中饰演摊贩“小广播”，您饰演一个小官僚的姘妇。
上海解放后的年1月，《乌鸦与麻雀》在全国各大城市公映，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年，这部影片参加了解放后在北京举行的优秀影片评选。最初被评为二等奖，没想到周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乌鸦与麻雀》不能获得一等奖呢？为什么不看到国统区的电影工作者是在什么条件下工作的呢？他们在反动派白色恐怖的高压下，拍摄出了揭露蒋家王朝末日的影片，我们认为是应该授予一等奖的。后来，大会决定电影《乌鸦与麻雀》改获一等奖。
您和赵丹一起拍戏、创作，创造了属于你们自己的欢乐和辉煌。后来您的人生角色，更多地已转移到作家的定位上，对家庭会有所影响的吧？
我主要写报告文学，而写报告文学的前提是，必须深入生活采访，那些年，我写报告文学，常常外出采访。孩子们说，你一走，爸爸就发脾气。我回家了，赵丹有意不理睬我，但也不说我什么。阿丹像个顽童，他从小喜欢玩魔术、演戏，还喜欢京戏。在家里，他和孩子们一起闹啊，唱啊，疯啊，在艺术面前，永远保持一颗难得的童心，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时候。
您的艺术生命旅程充满坎坷，岁月带给了您许多酸楚与磨难。
我真想把那部分经历永远抹去，像洗一盘磁带一样抹去，但它们总是自动地重复播放。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发出我的呐喊：用生命的秋天，去拥抱艺术的春天！
解放以后，您在电影事业上有没有丰收期？
年到年大跃进时期，好多演员都去拍记录片，那段时间共拍了41部所谓的艺术记录片[1]，其中就有我年执笔的9本《上海英雄交响曲》，导演是汤晓丹、桑弧、蒋君超等，影片表现了上海工业战线的意气奋发和取得的伟大成果。不知道这算不算我的“丰收期”。
应该算吧。对了，刚才我们偶然听护士小姐说，昨天您刚过了82岁生日。我们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延年益寿。
谢谢。
注释：
[1]“在文艺工作方面我有过一个错误，就是提倡大拍艺术性纪录片。艺术性纪录片是可以拍的，但提倡太过也不行。我们提出年拍80部，结果下面就搞出部，其中就有粗制滥造、浪费劳动力、占用材料的，当然也有拍得好的”。——年6月周总理在《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摘自《口述上海——电影往事》，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著
编辑：乔一萌、卫宜斐、安通
审稿：袁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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