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在拍摄《我不是潘金莲》地时候提到这部电影中的官场环境和主角们的生存状态，不无遗憾的总结道：“这个故事既不可能发生在美国，也不可能发生在朝鲜”——事实的确如此，在对于粗粝的现实主义官场的讽刺电影中，《我不是潘金莲》无疑是近年来同类题材电影中最为局限性的一个，而这部作品在本身反应出来的关于官场的讽刺和藐视中，又浓烈的柔和着时代背景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凝固。
甚至可以笼统地将《我不是潘金莲》中对于当下官场的风云诡谲统一的称之为封建守旧潜规则与道德法规的碰撞，而这部作品之所以被客观地认为如此贴近现实生活，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是潘金莲》在某种意义上带领人们接触到了人们一直都知道、但是从未接触过的生活中的灰色领域。
冯小刚在细节的处理上十分到位，这种经验老到的叙事手法让他在选角上选了以美艳著称的演员范冰冰饰演故事的主角——一个被丈夫抛弃、饱受生活磨难但是却无比执着的农村妇女李雪莲，演员范冰冰和李雪莲本身的巨大反差即是这部电影的看头之一，但是带来话题度和热议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整部作品最终的呈现是极不稳定的，好在演员范冰冰这次虽然没有超常发挥，但是也能算得上中规中矩，最终呈现了这样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
事实上，导演冯小刚和《我不是潘金莲》的原著作者刘震云的合作已经早就不是头一次，对于作者刘震云，冯小刚始终报以惺惺相惜的欣赏态度，在此之前，冯小刚和刘震云早就已经合作过《手机》、《一地鸡毛》等经典的银幕作品，而冯小刚的拍摄手法乃至电影风格中，也能够找到刘震云写作是犀利直接的影子。
他意在通过电影故事塑造起来两个完全对立的、与人们印象中并不符合的阶级，即官僚阶级和百姓阶级，众所周知，“当官为民”已经是大多数人对于官僚思想的固有化，而李雪莲的出现也恰巧的代表着生活水平平均低下的一部分群众百姓。她是固执的，这毫无疑问，甚至于她的自私自利在某些时刻比她得到的来自观众的怜悯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从始至终，李雪莲这个人物的意识形态一直是随着剧本的推进而递增的，观众们的情绪波动始终被李雪莲这个角色牵引着，但是本身却又不能完全带入到这个角色所经历的苦难中，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李雪莲所受的包括“骗婚、被诬陷、上访”等种种经历，都不是旁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这种若即若离的拍摄手法，才给观众塑造了一种观影的朦胧派美感，这样的美感在其他完全贴合现实的电影叙事中是很难见到的。
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似乎将《我不是潘金莲》称作是一部记录现实的“众生相”电影更加合适。在冯小刚的叙述中，观众能够看到的，并不仅仅只有饱受经历和折磨，婚姻失败、上访无人问津的农村妇女李雪莲，在更多情况下，人们还可以在这部作品中找到自私自利、薄情寡义的男人、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官僚。
这样沉重的现实题材本来应该是枯燥冗长的，但是冯小刚非常画龙点睛地在这部作品中加入了些许的荒诞派喜剧的元素。这就使得原有题材的沉重感戛然而止，观众的情绪始终受到电影调节，才有更加身临其境之感。
而谈到“荒诞派喜剧电影”，大部分人会在第一时间想到“荒诞喜剧”的奠基人贝克多，但是事实上，荒诞喜剧并不是任何电影人、作家创造出来的，作为一种存在主义产生与发展的证明，荒诞派喜剧毫无疑问是西方社会危机的产物，那么相应的，在国内的社会危机中，荒诞喜剧也同样适用。
它一方面迫切的要求人们看待现实，一方面又完成了对“现代之恶”的指控。因此可以说，《我不是潘金莲》本身就是作为荒诞喜剧存在的反应存在主义和意识的电影作品。
一、婚姻本身带来的利益与欺骗
《我不是潘金莲》整个故事的开始，是立足于一段完全失败的婚姻关系之上的。农村妇女李雪莲没有文化、没有能力，为了分房子与生二胎，打算与丈夫秦玉河假离婚以骗取法律条款和规定的漏洞，最终达到收获第二套房子的效果。本身“假离婚”这件事情、或者说是提出的这个提议就是极其具有危险性的，秦玉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拿到自己想要的利益后一脚踹开自己的糟糠之妻李雪莲，然后另寻新欢。
因此从最开始，他的目的就并不是“得到房子、生二胎”，更贴切的形容是，他的未来人生计划中根本没有李雪莲这个人的存在，作为妻子的李雪莲，是注定会被秦玉河抛弃的结局。但是李雪莲此时的形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固执、无知、浅陋、对于丈夫言听计从的一个农村小女子的形象，她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她应该将自己放在与秦玉河结合的这个家庭的次要位置，而丈夫秦玉河作为家庭的主体存在，她在家务琐事上可以自己解决，但是到了大事，还是“要家里的男人拿主意”。
她所给观众带来的、塑造成功的前期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大男子主义形势下批量生产的农村妇女，而夫妻两个假离婚，也是建立在她对于秦玉河的信任的基础上的，她相信自己已经结婚多年的丈夫在拿到房子之后一定会完成复婚，因此可以看出前期的生活中，她虽然不见得和秦玉河之间有多么深刻的爱情，但是李雪莲给予了秦玉河充分的信任基础。
正是因为李雪莲给了秦玉河太过充分的信任基础，因此对于后来秦玉河另娶新欢抛弃她的态度，李雪莲的愤怒和当初她给出的信任成了强烈的正比，她在艰难的接受了丈夫所谓的“假离婚”只是一个骗局之后，迫切的想要开始报复。
这样的感情是与她自己本身之前在婚姻家庭和关系中主动扮演次要地位相同等的有着强烈关联的，正是因为之前她在家庭中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一次的欺骗才会像弹簧一样反弹起来，让她比之之前情绪更加高涨的想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李雪莲非常自然而然的决定上访，这是无奈和愤怒的情绪交杂迫使她做出的举动。此时，虽然她还不知道自己会为了自己这个告状的决定付出多少代价，但是她在两性关系中对于自己的定位已经发生了重新的认知和改变，她逐渐开始明白，自己所以为的那些男主外女主内的大道理，说到头来都不过只是骗人的把戏。
而面对真正婚姻的态度，不变的真理就是卑微和讨好一定会让自己处于感情中的下风，过度的迁就和依赖或许才是导致婚姻失败的具体缘由。这样的一出欺骗戏码，倒让这个前半生一直混淆自己在婚姻中是否处于主体地位的女人终于开始审视自己对待婚姻不正常的态度，并且下定决心开始反击自己的丈夫。
李雪莲这个角色在无知中的魅力也就或多或少地展现出来了一二分，起码在这个对他并不友好的处境上，她没有选择再像之前一样忍让，而是固执的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作为前半生依附着丈夫而生存的农村妇女，她能够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往上面告，但是她太天真也太单纯，万万没有想到上访的过程是这样的艰巨，这才有了后来的曲折离奇，整个故事的重心从婚姻的背叛和爱人的欺骗，到了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地步——官场。
二、官场如情场，骗局和隐瞒丛生
李雪莲开始也许只是想为自己的不幸苦难经历找到一个纾解的地方，在她看来，自己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一心只围着丈夫的她，最后反倒成为了人人耻笑的弃妇。她的不满、她的愤怒、她的绝望都急切的需要着一个情绪爆发的突破口，因此她第一步做到的，便是去县政府告状。在法律不讲情面的判断下，这是李雪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对于失望结果所作出的第一反应和判断。
她再次天真地认为，法院判断失误的，她可以像古代敲击升堂鼓一般请求辩白，但是殊不知在官僚阶级的眼中，李雪莲不过是万众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市民，没有人会去愿意花功夫和时间为一个农村妇女的请愿而费神费力。因此第一次当李雪莲把县长堵在县政府的门口时，县长在普罗大众面前做出假惺惺的公事公办的姿态，背地里却悄悄从县政府后门溜走了。这是生活对于李雪莲的第二次欺骗和打击。
李雪莲的人物设定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妇女，在她自个的心里，自己的家庭就是自己的天地。她之前一直固执的相信着丈夫与她一直有稳定的感情关系，也一直对于丈夫充满了信任，对于国家，对于政府，她始终相信着他们是为自己这样的百姓设定服务的，但是她的美好幻想和期待一直接二连三地被打破，从丈夫的移情别恋，再到县长的刻意躲避，她终于明白了现实的残酷。
也正是这个原因，本来并不想要把所有事情都闹大的李雪莲终于开始下定决心上访到底，此时，她情绪中所带的已经不仅仅只有被丈夫背叛的愤怒，更多的，是对于官员不作为的来自肢体和行动上的抗议。
县长不仅仅没有解决李雪莲的问题，为了不让李雪莲继续往上告，他找人将李雪莲抓起来，送进了所谓的“学习班”，可是李雪莲又有什么好学习的呢？她心里非常清楚，这个所谓的学习班，不过是披着政府洗脑包外衣的变相软禁。换做普通人，可能早就放弃上访了，但是李雪莲是已经被打击过一次的人，她的性格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
第三次，李雪莲直接上访到了北京，自作主张地拦下了首长的车，这一次，她的上访终于有了些效果，首长大发雷霆，将市长县长都换了一批人。这些曾经敷衍李雪莲的人确确实实是换掉了，心满意足之余，李雪莲才回味过来——这些官僚主义的拥簇者换掉了，是她想要的处理方式吗？她被假离婚这件事，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这事最后还是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到头来，李雪莲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上访，还是没能得到关于自己假离婚的事情的回应，但是好歹她的坚持的确给她自己也出了口气，秦玉河死了，她和赵大头结婚了，开始了完全崭新的生活，但是显而易见的，这件事并没有在李雪莲的心里翻篇，这从她后来和赵大头的婚姻就可以看出来，经过之前的事情，李雪莲已经完全对其他人丧失了自己最宝贵的信任。
事实上，《我不是潘金莲》这个故事主要就是一个失信的循环，李雪莲绝对不是一个好人，她提出了假离婚，最后自作自受，自讨苦吃。她欺骗着国家和法律，最终也被官僚阶级欺骗，但是可以确认的是，《我不是潘金莲》在婚姻与爱情互相信任以及两性关系中彼此的地位态度可以说是相当有探讨价值。卑微和讨好换来的爱情是一文不值的，过分的依赖和信任只会让一段婚姻走向绝境。每个人在婚姻和爱情中都应该是主体地位，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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