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第一章
放牧乡野
乡间留给我的记忆，除了有太多的苦累，甚至是无尽的痛。也有童年的时候，那种不知愁的乐趣。
乡村就是一个大的玩乐场，苦也乐累也乐。小伙伴在一起玩起来，更是欢乐。回想我的童年，就像那首歌里唱的：”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叫着夏天“。农闲，我和小伙伴们在乡村的池塘、稻田捉鱼，结伴跑去灌木丛，摘香甜的野果解馋。
邻县的老人挑着担，敲着两块铸铁片，“叮叮当”、“叮叮当”，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不需要喊，小伙伴们都知道，这是好香好甜的麦芽糖来啦！不等这声音由远及近，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已经用完的废牙膏皮、废旧塑料袋，还有一种鸡内脏的内膜，我们叫它“鸡尽子”，大概是鸡胃的内膜吧。然后，大家一齐围了上去。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这么多人一齐涌上来，生意好得有些猝不及防。老人一时手脚有些慌乱，他希望尽量维持一下秩序。
“太少了，还不够粘牙，再敲一点吧！”小伙伴们轮番不住地央求。
“好吧，再给你一点！”老人常常经不住小伙伴的软磨硬泡，很轻易就妥协了。
“再敲一点，再敲一点，我再找几块塑料薄膜！”有个小伙伴砸巴着嘴、跺着脚，近乎哀求地说。
老人一边小心地、一点一点地敲下糖，一边摇摇头，严肃地说：“不能多了，真的，这次真的不能再多了！”
小伙伴们接过糖，一边甜蜜地舔，一边赤着脚跑开了。那几天，我正在换牙，好几颗牙都松动了。这糖是真甜，舔着舔着，我嫌不过瘾，一口轻轻地咬了下去。一个猝不及防，一颗门牙被糖粘了下来。
儿时，对于掉下来的牙齿，处理起来很有些讲究。奶奶说，上牙需丢床底，下牙则要弃之屋顶。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长出新牙。我本来是对这类迷信很不屑一顾的，直到长大一些后，倒是开始有些信了。因为我的牙齿长得很不齐整，妈妈总说是因为我吃多了糖，虫子藏在糖里，把我的牙齿咬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的牙齿掉下来之后，根本就没有按奶奶的意见办。而是贪玩，趁大人不备，跑上房顶，将它们掷向了远方。于是，我只能在心底怨着自己：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每一个烈日当空的午后，夏蝉“知了、知了”，不知疲倦地鸣唱着。大人们劳作累了，用草蓆在小巷的墙根一垫，一排排睡下。风儿最喜欢在小巷间穿行，像小孩子们捉迷藏，有时躲着，时不时又忍不住冒出头来，一阵阵拂过，好不清凉。不一会，大人们的呼噜声响起。我们便溜出去捕蝉。捕蝉是技术活，我们用塑料布缝成一个敞口袋，在竹竿一头绑紧，举高。然后，轻轻地靠近那正在鸣唱的小东西，将袋的敞口往它的上方一罩。吱的一声，蝉惊叫着，没魂似地飞起来，想逃，没料到却成了我们的俘虏。
有时，我们还会尝试着玩“飞檐走壁”。就在大人们睡熟的那个巷口，两面墙之间仅有一米左右宽。胆大的小伙伴双手双脚同时向上起纵，一直纵到十来米高的房顶。墙壁最窄的地方，因为就连我这么大的小孩也可以够得着，已经轻易地被小脚磨得溜光。直到前些年，这些房子老旧了，最终因为新农村建设的原因被拆除，“飞檐走壁”才逐渐成为大家心中的一个传说。
“飞檐走壁”是勇敢者的游戏，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现在想起来，我还深深地感到恐惧。当年的我，虽然个子小，腿脚短，但我同样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幸运的是，这个游戏持续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失手摔下来过。想来是因为我们乡村民风纯朴，这算是上苍对村民的眷顾和保护吧。
冰棒和西瓜，也在我小小的心灵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在每一个阳光可以把柏油马路晒到融化的午后，小狗躲在树荫下，伸长舌头打着盹。从城里来了一个卖冰棒的小贩，“冰棒，透心凉的冰棒”，一路吆喝。尽管冰棒的原料可能只是自来水，加点香精再加点色素。但在那个酷热的午后，这声音算得上是人间最美妙、最吸引人的天籁了。
爸爸正在桑树下的泥地坐着乘凉，他微微闭着眼，用草帽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风。我眼巴巴的望着他，干咳了几下，希望引起他的注意，能从身上摸出几枚硬币给我。可是，他始终低着头，打着盹，连眼皮也不抬一下。现在想来，爸爸在田间劳作，身上怎么可能揣钱？就算揣了钱，我想他也不可能给我买冰棒吧？他一直都跟我说，那玩意根本就不解渴。事实上，我无数次的巴望，换来的总是失望。
西瓜是农村最常见的瓜果。可不知为何，我们附近村都不种西瓜，不知道是土壤的问题，种不出来？还是因为种西瓜耽误种粮食？总之，西瓜算是我们的奢侈之物。
小时候，我最愿意跟着爸爸上街卖稻谷。因为，每次卖完稻谷，在我软磨硬泡的要求下，很有可能会买西瓜。西瓜买回来，爸爸会从古井打来一桶冰凉的井水，然后把西瓜放进去。忍着馋，过了好一会，西瓜冰得差不多了。取出来，切开，咬上一口，清甜、爽脆、透心凉。对于儿时的我，这就是人间美味，是一辈子的甜蜜回忆。
记忆中，农村经常发大水。可能是那个年代雨水更大更猛，也可能是那时农村基础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吧。每次发大水，大人们惦记着庄稼的收成，总是长吁短叹、神情沮丧，孩子们则感到新奇和兴奋。
最重要的是，不用上学了。我们可以玩水，到处是水，打谷场都可以戏水。学校教室的水涨到齐腰深，稍大一点的小伙伴于是脱了衣服，光着屁股，把学校大门的木板卸下来，当成船，划向田野。在那一望无际的水面上，一叶孤舟，顺流而去，泛起一片涟漪。几个光腚的男孩，用木板漫无目的地划着，一路叽叽喳喳，像欢快的云雀，那画面倒是挺美的。但此时此刻，就在不远的祠堂前，大人们聚集在一起，各自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闷烟，他们都在祈祷着，希望这雨能够尽快停歇。商女不知亡国恨，殊不知，学童们又焉知父母忧？
几天后，洪水慢慢退去，来不及随着水流归去的，是一群大大小小的鱼儿。稻田里，小渠边，到处都是鱼。邻居们拿着蛇皮袋，无需任何渔具，很轻易就有了满满的收获。洪灾，在带给人们无尽的创痛之后，也许，这算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种补偿吧？
记忆最深的还是放牛。
那时，牛算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属于生产队集体。放牛，一是让牛吃些新鲜的草料，补充营养，二则是给牛一个充分的休息时间。当然，并不是你想放牛，就有牛给你放的，冬季，天寒地冻、草木凋零不能放牛。另外，因为娃多牛少，而且大多数时候牛都需要去耕作，没有“档期”让人去放。因此，放牛算是一项很难求得的差事。
放牛是生产队“出工”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放牛也是一项光荣的生产任务，是可以得到报酬的。乡下的报酬以“工分”计，放一天牛好像可以记2－3分，以放牛时间的长短来界定。小孩大多对工分没什么概念，只知道好玩，还可以赚粮食。
印象中，村里所有劳动力都是按等级评分的，评分的标准很主观，但却非常苛刻。十分是满分，一个壮年劳力打九分已属不易。至于十分，更是非常难得，而且一定是所有群众公认劳动能力最强，积极性最高的，那绝对算是一个顶级荣誉。有点类似于NBA扣篮比赛，评委们评分并没有客观依据，很大程度上都凭着他们的主观意志。所有的评委不约而同都给满分，那一定是非常震撼，非常具有说服力的。另外，10分劳力不是终身制，而是每年一评。因此，但凡有人连续几年评为10分，那更是难上加难了。
爸爸年轻时常常是拿10分的。常常听老一辈村民们说，爸爸不但力气大，超能干，而且胆子大，敢想敢干。那一年，赣中大地遭遇了百年一遇的旱灾，庄稼生长的季节，几个月滴雨未下，田野一片干涸，不要说禾苗，就连草木也都干枯得一点就着。爸爸先是带领村民从几里外的水渠挑水浇灌，后来，水渠也干涸了。怎么办？大家束手无策，有的烧香有的求神拜佛，雨还是没下来。爸爸想到了挖井，他找到一个低洼处，带头没日没夜地挖起来。一天，两天，三天，到处都干得开裂，哪会有水？所有人都开始打退堂鼓。最后，只剩下爸爸一个人在坚持，他说，天干的时候，低处还有水，再干一些，低处也没水了，那更低处一定会有。终于，大概是在十几天之后，清澈的地下水像奔腾的河喷涌出来。听说打出水来了，村口一阵阵欢呼：出水了，庄稼有救了！不少年老的村民喜极而泣。
在我长大后，无论做什么，我都是拼命去干。坚持、不怕苦、不畏难。我想，爸爸的这些品质，也许在我身上也烙下了很深的印记。
爸爸是个闲不住的人，印象中他从来没有停下过。正因为如此，我从小有紧迫感和焦虑感。农闲时，小伙伴们都可以放心地玩，而我，总是担心在玩得开心时接到工作指令，无论在哪里，也不论玩什么，都不敢玩得放肆和尽兴。只有下雨天，人们无法外出田地劳作，爸爸用锤子到处敲打，桌子松了、凳子斜了，他趁机修理一番。但小孩儿可以没事，跟小朋友们一起，风里雨里撒开脚丫欢快地奔跑。
于是，我便天天盼着下雨。
应该说，爸爸的优秀品质，很大程度上遗传自我的爷爷。爷爷是我们那一带乡村远近闻名的泥水匠，他砌墙比别人更快，而且又平又直。不单如此，他还有一门拿手的酿豆腐手艺，村民们都称他“豆腐客”。农闲时，爷爷会挑着豆腐到外村去卖，说是卖，其实很少人家有钱来买，多数是用米来交换。
爸爸从小跟爷爷学制豆腐，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如今，爸爸老了，可逢年过节还要坚持自磨豆腐。过滤掉豆渣之后，那澄澈澈的豆花，带着一种新鲜原豆的清香。有一年的大年三十那天，雨下得很大。那时，十七八岁的爸爸，顶风冒雪挑着豆腐，走村串户去卖。过年了，生意自然很好。回家的路上，爸爸不小心滑倒了，剩下的豆腐和换来的米，全都洒在泥地里。担心爷爷责打，爸爸哭了一路。天渐渐黑了，闻着各家各户飘出来的年夜饭的香味，他却只能吞咽着口水，一直不敢回家。生活的艰辛，容不得他有一丝一毫的闪失。
村里每个生产队总共十来头牛，一部分牛有耕田的任务，管理牛棚的老人前一天晚上就会安排妥当。除去要耕田的，剩下几头牛就是大家争抢的稀缺“资源”。为了能够抢到一头牛，我们常常是天朦朦亮就起床。有一年暑假，我好长时间都没有放牛，原因就在于自己起床不够早。有一天，我不待天亮就偷偷地爬起床，然后跑到牛棚，干脆在一头水牛旁打个盹。牛棚里蚊子特别多，牛的皮厚咬不动，所以专门咬人。天亮了，我牵着水牛走在晨曦里，这才发现，自己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疙瘩。
放牛是需要有“资格”的，必须是14岁以下的小伙伴，大人放牛，有偷懒或是消极怠工之嫌。另外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女孩不行，一定要是男孩。大概是因为牛怕热，总爱钻进水渠吧。
村里七八岁的男孩，没有一个不是游泳的高手。
在我们村口，那条小溪常年清澈见底。村民去农田劳作需要经过的一座拱形小桥，从溪岸到桥面全部用麻石逐级垒着，形成一个高差大约两三米的天然跳水台。天气热了，我们经常泡在溪水里，跳水是最好的游戏。一群光溜溜的小身板排着队，依次从桥上往下跳，胆大的从最高一块麻石上跳下来，扑通一声，激起一片片水花。紧接着，便是一阵喝彩声：“好！太好了，真犀利！”我胆子还小，一开始只敢从最低处跳，每天如此。慢慢地，我胆子也逐渐大起来，一级一级往上升。经过一个夏天的锻炼，终于在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我在暴晒的太阳下，站上了最高处那块麻石。“一、二、三，不要怕！”爸爸泡在溪水里，给我鼓劲。我闭着眼，用力向上弹起，随即往下一跃。耳边，嗖嗖地的风声，还有小伙伴们羡慕的惊叫声，让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英雄！
伴随着“扑通”一声，我从最高一级跳下来了，我成功了！水面上掌声一片。仿佛一个成人礼，我终于长大了！
放牛娃都喜欢选水牛。因为水牛背阔，温顺听话，可以让人骑，而黄牛则不行，你骑上去，它准会弓起背，跑着跳着把你掀下来。秋天，我们通常愿意骑着牛，绕远一些，经过“大眼叔”家门前。那里有几棵桔子树，我们坐在牛背上，慢悠悠地来到树下，及时勒住水牛，站起身来，飞快地摘一捧桔子，塞在衣服兜里。然后，放开牛，撒腿跑向田野。身后，留下大眼婶的一阵叫骂声。
有趣的是听火根爷爷讲故事。火根爷爷生得高大威猛，年轻时一定是个大帅哥。可惜的是，火根爷爷娶了一个腿脚有些残疾的女人，村里人都叫她“拐脚婶”。听老人们说，火根爷爷之所以娶了“拐脚婶”，是因为他出身长工，家里穷。
“拐脚婶”只生养了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在乡下，养儿防老，这个“儿”，并不包含“女”，没有儿子的老人命运通常都是很悲苦的。特别是女儿远嫁之后，老两口在村里无依无靠。但火根爷爷很乐观，很豁达，他从不怨命。
火根爷爷讲话底气十足，声如洪钟，我家离他家隔了两幢房子，常常也能听见他在家说话的声音。火根爷爷有一个绝活，会“喝彩”，谁家盖新房子上梁，都得请他去。
“喝彩”，就是领着乡亲们喊些讨彩的话。这事的带头人有点类似于礼仪公司的司仪，必须具备几个素质，一是嗓门大，二是口才溜，三是要有融入感和全身心地投入。经常听火根爷爷喝彩，但从来没有完全听清楚他究竟吆喝些啥，我曾经问过他：“爷爷，您到底在喊些啥？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词？”他只呵呵笑几声，不答话。他完全不识字，想来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究竟喊的是什么？这事我曾经问过爸爸，爸爸也不太清楚。只依稀记得几句，大意是：一鞠躬呵，好雨浇灌门前松；二鞠躬呵，东风吹来满门福——诸如此类吧，反正都是些为了讨个好彩的句子。
火根爷爷近80岁的年纪，身子仍很健康硬朗。大概是村里为照顾他的生活吧，他一直负责带着小伙伴们放牛。我们几个放牛娃常常跟着他把牛牵到河堤上，用一根好长的绳子拴在电线杆上，任牛围着电线杆一圈一圈吃草。而我们，则坐在溪岸，把脚泡在溪水中，听火根爷爷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薛仁贵，薛仁贵大摆龙门阵、薛仁贵智取凤凰山、薛仁贵勇救李世民这些故事。火根爷爷不识字，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学会讲这些故事的，另外，他讲的故事，哪些情节是真的？哪些又是他自己编出来的？也没有人能够去求证。故事在他嘴中反复讲，他每次都讲得很耐心，我们也就不厌其烦地听，大家都各得其所。有好几次，同一个故事，他今天讲的跟昨天讲的都不太一样，我们发现了，但自始至终没人去纠正他。
管它呢，好听，这就够了。
一直到夕阳西下的时候，牛绳一圈圈绕到电线杆上，牛则因为绳短到无法再转圈。我们于是就牵了牛，回家吃饭。身后，拖着一排细细长长的影子。
文章来源:洪楼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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